尊敬的审判长：

　　我接受被告人孙某家属的委托并征得本人的同意，担任其一审的辩护人，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。结合会见被告人、查阅全案卷宗、庭审调查及质证的有关情况，本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被害人冯某的陈述及辩解前后矛盾，且在整个性行为过程中没有反抗，有悖于常理，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。

  1、在2016年2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告诉其男友张某关于被强奸一事是这样陈述的：“我出来后，就打电话给我男朋友，跟他说，我被强奸了”；但在2016年7月2日的询问笔录的陈述中却变成了：“在孙某的车上，他问我发生什么事了，我没说话，他又问了我一次，我说和别人发生关系了，他问我是自愿的吗，我说不是”。

 2、在2016年2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关于语言威胁这一节，被害人冯某是这样陈述的：“他说把我关在他屋里，不让我出去，定期会给我送饭”；但在2016年2月29日的陈述中却变成了：“你死在这屋里都没人知道”。

 3、在2016年2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关于电话关机及控制这一节，被害人冯某是这样陈述的：“然后那个男的把我电话关机了，藏起来了，后来我在客厅的抽屉里找到的”；但在2016年7月2日的询问笔录的陈述中却变成了：“说我朋友找我，让我给张某发个位置，我不会发位置，手机没电了，我就关机了”。

4、被害人冯某除了以上供述相互矛盾之外，不能排除在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后，因事情暴露，嫁祸于人，控告被告人强奸的合理怀疑，理由有以下五点：

  ①在小区门口和房间里没有呼救。

  ②供述说在被强奸过的过程用手抠过被告人孙某的手，但在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中却明确注明，被告人孙某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。

  ③与被告人孙某在一起的时间，被害人冯某一直不想告诉其男友张某自己的位置，并且不想回张某的微信。

  ④被害人冯某明知被告人孙某将其带入家中后会发生性关系，但却没有打电话报警或者在朋友刘某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向其求救，更没有告诉其位置。

  ⑤被害人冯某一直供述被告人没有对其使用暴力。

二、被告人的供述稳定，没有反复及相互矛盾之处，关于与被害人回家一节供述与证人董某的证言相互印证，据此可以认定被告人的供述的证明力高于被害人陈述，被害人的陈述不足完全采信。

1、被告人孙某2016年2月4日的讯问笔录中关于与被害人回家这一节是这样供述的：“喝完酒走时，我对这个女的说，走啊，回家啊，她就同意了，和我坐一台出租车走的”。

2、证人董某2016年3月2日的证人证言中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回家这一节是这样供述的：“孙某对那个姓冯的女子说：咱们回家啊，姓冯的女子说好，然后他俩就坐一台出租车就走了”。

三、证人张某与孙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与被害人的陈述、刘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，虚假陈述较多，并且有相互串通做伪证的嫌疑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

    1、证人张某在2016年2月25日中的证言有如下的供述：“2016年2月4日3时40分许，我给我对象冯某打电话，她不接”；可从公安机关调取的通话清单上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 2月4日当天，在6点17分之前，张某根本就没有给被害人拨打过电话，而是被害人在6点17分给张某拨打了电话。

   2、证人张某在2016年2月25日中的证言有如下的陈述：被害人冯某告诉他之所以当天不接他的电话，是因为：“我的手机号码在冯某某的手机上存的是老公的名字，那个男的看到是老公的名字，就不让接电话，把电话抢去了”;但事实上，张某根本没有给冯某拨打过电话，冯某的电话也一直在自己的控制之下。

   3、证人张某在2016年7月2日的证言中有如下的陈述：“刘某给孙某回电话了，意思是被别人控制住了，然后我就报警了”；但事实上，在2月4日一整天，刘某都没有与孙某有过通话记录，何况被害人与刘某之间的通话并没有让刘某报警，更没有说自己被控制。

4、证人张某在2016年7月2日的证言中有如下的陈述：“用孙某的电话报的警，4时许，打110报的警，在前关村一个小区附近报的”；但事实上，孙某的电话清单上根本没有拨打110的报警记录。

5、证人孙某在2016年7月2日的证言中有如下陈述：“在我们找被害人的时候，我女朋友刘某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给冯某打电话了，冯某说被一个男的控制了，然后刘某的电话就挂了”，但事实上，刘某在2月4日当天，根本没有与孙某有过任何通话，此处证言，不能排除孙某与张某串通后做的伪证。

四、被害人冯某如果真的是因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而给明某打电话的话，实在是有悖于生活常理，因为她完全可以给她男友打电话或者直接报警，所以冯某打电话的目的，不能排除是向单位领导报一个平安，并且要求帮忙向张某隐瞒她到被告人家里这一事实；再有证人明某证人与张某、冯某是同事关系，且在2月4日6点37分至7点05分这个时间段内，张某和冯某一共给明某打了五个电话， 不能排除张某、冯某与明某就如何应对公安机关的询问达成一致，所以明某的证言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。

五、本案还有以下事实有待查清。

1、到底是谁报的案？用什么电话号码报的警，拨打又是什么号码报的警？因为孙某的电话根本没有拨打过报警电话。

2、警察为什么在清早六点就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一共几名警察出警？名字都叫什么？那个单位的？出警的程序是否合法？

3、《案件来源》、《受案登记表》、《提请批准逮捕书》中关于报案时间居然分别是8时许、11时58分、6时许，如果《受案登记表》记载的时间准确的话，那么未受案先抓人是否合法？

4、既然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，为什么没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？ 

5、证人张某、孙某、明某之间是否有串供，伪证的行为？

综合全案的事实、证据及法律的规定，不能排除“被害人”冯某与犯罪嫌疑人孙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被其对象张某识破，为还其 “清白”而引起的纷争，针对类似案件情形的办案原则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》第3条明确规定，把强奸同通奸加以区别。要注意的是，有的妇女与人通奸，一旦翻脸，关系恶化，或者事情暴露后，怕丢面子，或者为推卸责任、嫁祸于人等情况，把通奸说成强奸的，不能定为强奸罪。

作为辩护人，我不会带着有色眼镜来审视本案中的受害人，但被害人当天毕竟是从事了利益性陪侍，再有结合案发时间（凌晨4点多钟）、案发地点（被告人钟某的家里）、案发前双方存在利益性陪侍、被害人的陈述前后矛盾，证人之间的证言无法相互印证，虚假证言较多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理应按照刑事诉讼法“疑罪从无“”的立法精神，以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判决原被告人孙承无罪。